党旗领航 法耀故里丨法家思想家韩非的法学思想 作者：政治部 发布时间：2025-08-21 16:55:24
韩非 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
韩非（约公元前280年——公元前233年），战国末期韩国（河南新郑）人，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，集商鞅的“法”、申不害的“术”和慎到的“势”于一身，将辩证法、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，构建了一套服务于君主专制的治国理论，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一、韩非法学思想的核心内容
韩非子的法学思想并非凭空产生，而是融合了前期法家商鞅（重“法”）、申不害（重“术”）、慎到（重“势”）的理论，并以人性论为基础，形成了系统的治国逻辑。
1.人性论：“好利恶害”的人性预设
韩非子认为，人性的本质是“自为”（自私自利），人皆“好利恶害”——君臣之间、父子之间甚至夫妻之间，本质上都是利益交换关系。这种人性论否定了儒家“性善论”和 “仁义道德”的治国价值，认为依靠道德教化无法约束人的行为，必须通过外在的规则（即“法”）以赏罚驱动，才能实现国家治理。
2.核心治国理念：“法”“术”“势”三者合一
韩非子认为，治理国家需同时掌握“法”“术”“势”，三者缺一不可，共同服务于君主集权。
“法”：治国之“轨”，是指由君主制定、公开颁布的成文法典，是“编著之图籍，设之于官府，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”（《韩非子・难三》）。
“术”：御臣之“术”，是君主驾驭群臣的隐秘手段，是“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”（《韩非子・定法》）。
“势”：集权之“基”，是君主的权势与地位，即“君主之所执以临天下”的权力基础。韩非子认为，“势者，胜众之资也”——君主必须掌握绝对权势，否则“法”和“术” 都无法推行。
他将“势”分为“自然之势”（君主天生的地位）和“人为之势”（通过制度强化的权力），强调君主需通过“抱法处势”（依托法律巩固权势），确保权力不被分割（反对分封制，主张中央集权）。
3. 治国目标：富国强兵与君主专制
韩非子的法学思想最终服务于两个目标：1.短期目标。通过严格的法治约束百姓、规范官吏，实现“耕战”（鼓励农业生产和军事训练），达成“富国强兵”；2.长期目标。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，杜绝“大臣专权”“诸侯割据”，实现“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；圣人执要，四方来效”（《韩非子・扬权》）的中央集权统治。
二、韩非法学思想对当代的启示
韩非法学思想虽服务于君主专制，但其蕴含的法治逻辑、制度思维，对现代社会治理仍有借鉴意义，需以辩证视角“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”。
1. 重视法律的“公开性”与“权威性”
韩非子强调“法者，明著于官府，赏罚必于民心”，即法律必须公开、明确，且执行不打折扣。这启示当代：法律需保持“明确性”。立法应清晰界定权利与义务，避免模糊条款导致的执行混乱；维护法律“权威性”。执法、司法必须公正，杜绝“选择性执法”“法外开恩”，确保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（包括权力阶层）。
2. 以“制度”约束权力，警惕“术”的异化
韩非子的“术”虽为君主权术，但其核心是“防止臣子专权”，本质上隐含“权力需要约束”的逻辑。这启示当代：需建立公开、透明的权力监督制度（而非“隐秘之术”），通过民主监督、司法独立、舆论监督等，防止权力滥用；完善“循名责实”的问责机制。官员的权责需一一对应，“失职必问责”，避免“位高而责轻”。
3. 摒弃“重刑主义”，兼顾“法治”与“德治”韩非子的“重刑”思想导致秦代“民怨沸腾”，警示当代：刑罚的目的是“惩恶”而非“施暴”，需遵循“罪刑相适应”原则，兼顾人道主义（如废除酷刑、保障罪犯基本权利）；法治与德治需互补。韩非子完全否定道德的作用，而现代社会中，法律是“底线约束”，道德是“高线引导”（如诚信、友善），二者结合才能构建和谐秩序。
4.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平衡
韩非子主张“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”，强调中央对地方的控制，这对维护国家统一有积极意义，但过度集权会抑制地方活力。启示当代：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的前提下，需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责（如财政权、行政权），既避免“地方割据”，也激发地方创新活力。
韩非法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治理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“法治”“集权”“制度约束”等理念，反映了古代社会对“有序治理”的探索。但需明确：其思想本质是“君主专制的工具”，与现代“以人民为中心”“法律至上”的法治精神有根本区别。当代社会应批判性继承——吸收其“重视制度、强调规则”的合理内核，摒弃其“专制、重刑、反道德”的糟粕，推动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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